哥本哈根植物园・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Botanical Garden・丹麦・哥本哈根
1. 导语
哥本哈根植物园，不仅是北欧最古老的科学机构之一，更是一部用植物书写的丹麦近代史。1600年创立之初，它仅为国王的私藏草药圃；1874年迁至现址时，已化身欧洲植物交换网络的关键节点。抛开游玩攻略，走进植物园的温室与古树间，遇见属于丹麦的时光与传奇。
2. 基本信息
3. 城市/景点起源
哥本哈根作为丹麦首都，最早可追溯至11世纪的一个小渔村“Købmandshavn”（商人之港）。但植物园的故事，要从王权与科学的结合说起。
1600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下令在哥本哈根城堡旁开辟第一个药用植物园，用于为宫廷医生提供草药。这是北欧最早的植物园之一，但位置偏僻，面积仅比普通菜园大一些。
真正奠定现代植物园基础的是1752年。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任命乔治·克里斯蒂安·奥德（Georg Christian Oeder）——一位德国植物学家——在城郊的夏洛滕堡(Charlotteborg)附近建立新园。奥德不仅引种了上千种外来植物，还启动了《丹麦植物志》(Flora Danica)的宏大编撰工程。
19世纪，随着城市扩张，植物园于1870年开始搬迁至今天的位置——哥本哈根大学附近。1874年，新园正式对外开放，占地10公顷，拥有当时北欧最先进的玻璃温室。它的名字也从“国王植物园”改为“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园”，成为教学与科研的重镇。
名字本身藏着密码：“Botanisk Have”在丹麦语中直译即“植物花园”，但它的历史前缀“皇家”(Kongelige)直到20世纪才被悄悄抹去——象征科学从王室特权走向公共领域。
4. 镌刻时光的历史印记
第一处印记：1874年的棕榈温室
这座宏伟的铸铁玻璃建筑，由丹麦建筑师克里斯蒂安·汉森（Christian Hansen）设计。它模仿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的温室结构，但采用了更轻巧的铸铁框架。1872年动工，1874年完成，当时是北欧最大的温室。内部中央高25米，种植了从非洲、南美运来的棕榈树、香蕉树和巨型蕨类。最令人惊叹的是，它至今仍在使用，且暖气系统依然沿用原始的蒸汽锅炉（虽经现代化改造）。每当冬季，外面白雪皑皑，温室内却保持着28℃的潮湿热雾，像一座时间胶囊。
第二处印记：二战期间的“植物地下抵抗”
1943年，纳粹占领丹麦期间，植物园成为丹麦抵抗运动的秘密活动点。园内的工具棚和地下室曾被用来藏匿武器和文件。更鲜为人知的是，植物园主任约翰内斯·林德（Johannes Lind）利用植物学身份，在标本馆的废纸堆中藏匿被纳粹追捕的犹太人的照片档案。这些标本的拉丁学名标签被用来加密通讯。1944年，一名纳粹军官闯入温室搜查，林德不慌不忙地指着一种有毒的茄科植物说：“这是我们的毒药库，欧洲没有几家植物园有这种标本。”军官被震慑，匆匆离开——实际上那只是普通观赏植物。这段轶事至今被植物园老员工口头传承。
第三处印记：世界最古老的种子库雏形
植物园的地下室中保存着1860年以来收集的数千份种子样本。这些种子被密封在玻璃瓶中，存储在恒温恒湿的暗室里。这是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的早期灵感来源之一。1970年代，丹麦植物学家本特·弗雷（Bent Fred）提议将种子仓库制度化，但直到2008年挪威的斯瓦尔巴才正式建成。不过，哥本哈根植物园的这个地下室被国际植物学界称为“微型诺亚方舟”，里面存放着一些已经野外灭绝的植物种子。
5. 与这座城共生的名人传奇
传奇一：乔治·克里斯蒂安·奥德（1728-1791）——丹麦植物志之父
奥德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1752年被丹麦国王聘为宫廷植物学家。他的任务是“让丹麦拥有欧洲最美丽的植物园”。他不仅引种了来自好望角的帝王花和来自喜马拉雅的杜鹃花，还自掏腰包赞助探险家前往摩洛哥采集种子。
但奥德最伟大的遗产是《丹麦植物志》(Flora Danica)。这是一套打算收录当时丹麦-挪威王国（包括冰岛、格陵兰、法罗群岛）全部植物物种的巨著，计划出版12卷、共1440幅手绘彩色铜版画。1761年第一卷问世，但奥德在1771年因王室财政危机被迫中断。他个人背负了巨额债务，晚年靠变卖自己的植物标本来维持生活。1791年他去世时，家中几乎一无所有，只有一间被植物标本填满的阁楼。
《丹麦植物志》最终在1883年才完成最后一卷，跨越了122年。如今，这套书被收藏在植物园图书馆中，仅存三套完整的原版。奥德的墓碑上没有名字，只刻着一行字：“他种下了一棵树，后人乘了凉。”
奥德在176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叶子是我写给上帝的情书。当它们变成灰烬，我依然相信，它们曾在某个春天，为走过的人带来过一丝阴凉。”
传奇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植物园里的故事哲人
安徒生与植物园的羁绊鲜为人知。1830年代，安徒生刚刚在哥本哈根站稳脚跟，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植物园散步。他尤其喜欢棕榈温室内的圆形小喷泉，坐在那里写下了《海的女儿》和《打火匣》的初稿。
1847年，安徒生在一篇日记中记录了植物园的一个细节：“一株从中国来的茶花，在温室中开了七朵花。园丁告诉我，它运来时根被冻伤了，但经过两年照料，它活了过来。我忽然想，也许所有漂泊的生命，都需要一个温暖的房子。”这种象征主义直接投射在他后来的童话《枞树》中——一棵来自挪威森林的圣诞树，在哥本哈根的客厅里被装饰，却最终被丢弃在阁楼。
安徒生还曾帮助植物园从巴黎1831年的植物拍卖会上竞购到一件稀有标本——一种来自地中海的金鱼草(Antirrhinum)。他以自己的丹麦皇家剧院贵宾票作为抵押，借了钱才拍下。这件事被记载在植物园1875年的档案中：“安徒生先生以一枚剧院的荣誉徽章换取了一株植物，徽章后来被退回，植物至今仍在。”
传奇三：英格·莱曼（Inger Lehmann，1914-1999）——女植物学家的抗争
在20世纪男权主导的丹麦学术界，英格·莱曼是哥本哈根植物园第一位女性高级研究员。1947年，她发现并命名了一种来自格陵兰的北极罂粟(Papaver radicatum)变种。但她的论文被当时的主编驳回，理由是“女性不可能在北极苔原做田野调查”。莱曼没有放弃，她独自在1950年夏天搭乘渔船前往格陵兰，在冰缘地带露营了三个月，采集了上百份样本。回到哥本哈根后，她直接把样本带到主编办公室，说：“你可以拒绝我的论文，但不能拒绝我的鞋子上粘着的冰川泥。”
莱曼后来成为了丹麦极地植物学的权威，1962年她在植物园建立了格陵兰植物标本室。她的办公室窗户正对着棕榈温室，据说她曾在窗台上放了一株北极罂粟，每当有人质疑女性的研究能力，她就指着那朵小花说：“它可以在冻土中开花，为什么我不能？”
6. 民间传说与人文风情
在植物园的“老橡树区”，有一棵据说种于1790年的英国栎(Quercus robur)。关于这棵树，流传着一个故事：19世纪初，植物园的一位园丁爱上了附近修道院的修女。他每天傍晚在这棵橡树下等她，但修女从未出现。园丁在1820年的一个雪夜死去，人们发现时他靠在树干上，手里捏着一片橡树叶。
据说从那以后，每年11月的第一个满月之夜，树下会出现一个模糊的男性身影。哥本哈根大学的学生称之为“橡树园丁”。1967年，一位生物系学生夜间在树下写生，声称看到树皮上凭空显现了一句话：“她的名字叫罗斯。”至今，一些游客会在橡树旁系上白色丝带，祈求爱情。
更有意思的是，植物园的工作人员在1990年代进行树干环切实验时，发现这棵橡树的年轮中确实有一圈格外狭窄——对应着1820年。他们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悲伤真的能影响树木的生长。”
另一个传说是关于棕榈温室内的“金色菠萝”。1874年温室落成时，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亲自送来一个产自王室暖房的菠萝，并将其放置在温室中央的小玻璃柜中。据称，这个菠萝在室内条件下又存活了3年，甚至结出了第二个菠萝。后来，第二个菠萝被保存在福尔马林里，一直陈列在温室中，直到1978年失踪。有人说它被一名醉酒的学生偷走煮熟吃了；也有人说它被一位法国植物学家带回巴黎。但园内老工人都坚信，它被重新埋在了温室的某棵棕榈树下，“这样循环才能完整”。
7. 历史回响：读懂这座城的旅行意义
哥本哈根植物园是一座活的图书馆。它的每一片叶脉都刻着科学求索的执着，每一粒种子都承载着跨越国界的交换。300年来，从奥德的《丹麦植物志》到安徒生的童话，从抵抗运动的地下室到全球种子库的雏形，这个园子见证了丹麦如何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
读懂它，是读懂北欧人文精神的捷径。 它提醒我们：植物的命运与人的命运同构——都需要耐心的照料、长久的等待，以及对美的谦卑守护。
👉 想看实地游玩攻略？交通、门票、打卡全攻略，请点击相关游记页。